郭红松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散文创作取得重大突破,对五四以来传统的散文“叙事与抒情”理论构成了颠覆性冲击,摆脱了80年代简陋的“说真话”“真情实感”论,呈现出多元争鸣的局面。虽然众说纷纭,但是,诚如古耜先生在2014年3月17日的《光明日报》上撰文所说,问题的焦点动摇在“要么强调开放性,要么倡导文体规范”两个极端之间,甚至“是否还需要拥有自己的版图与边界”都成了问题。

  

  中外古典文学史上并不存在“散文”的文体

  “边界”的有无,关系到文体(形式、文类)是否具有确定的外延,决定着文体是否具有区别其他文体的内涵。不具备区别于其他文体的内涵、外延,就意味着不具备文体的特殊功能,其文体生命就不能不处于危殆状态。散文的边界问题之所以长期纠缠不清,原因出在论者思想方法和视野上。比如说,一味孤立地就散文看散文。若能把散文和小说、诗歌联系起来看,分歧的特点就很显然。五四以来,从未有过小说和诗歌文体合法性的争议。而且还有仅仅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看散文的问题。如果从全部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作宏观鸟瞰,则不能回避一个事实,那就是不但在中国古典文学史,而且在西方文学史上,并不存在一种叫作散文的文体。

  五四之前,所谓“文载道,诗言志”,文只是相对于诗的一种总称。从内部分类,则有骈与散之分。按姚鼐《古文辞类纂》,它是相对于辞赋类的,形式很丰富:论辩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诏令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箴铭类,包含了文学性和非文学性两个方面。在英语国家的诸多百科全书中,也没有单独的散文(prose)条目,只有与之有关的文体。和通常所理解的散文比较接近的是essay,也就是随笔(小品)和美文。按西方的理解,随笔以思索、阐释、评论为主,表现智慧又具有一定的感性;较之论文,不太正式,也不太系统;它往往从有限的个人的关注为核心来展示思绪,其行文逻辑以随想性为主;既与抒情是错位的,又与严格理性是错位的,基本上属于智性。理性强的、全面的,不叫作essay,而叫treatise,或者dissertation。英语里的prose,与其说是一个独立的文体,不如说是一个系列手法的总称。王佐良的《英国散文的流变》中所论及的散文包括《圣经》、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某些议员的论战,甚至《简爱》中的风景描写和萧伯纳剧本中的辩论。它只是一种表述方法,而不是文体。

  抒发个人化的性灵之情的审美取向解放了散文的生产力

  中国现代散文成为一种文体,与周作人有关。他在为现代散文定下了理论基础的《美文》中说,在他那个时候的“国语文学里,还不曾见有这类的文章”。周作人立论的根据在西方。他说外国有一种所谓“论文”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批评的”“学术性的”,另一类则是“美文”。他给这类文章,规定了“叙事与抒情”的特征,相当于今天审美性质的、诗性的散文。正因为当时新文学中,还没有这种文体,他主张应该去“试试”。殊不知新诗的尝试,不论中国还是西方,都是有稳定的诗体可稽的,而散文却是中西都不约而同地阙如。以“美文”的名义强调“叙事与抒情”,说明周氏力主审美抒情。但是,他在行文中又和“论文”混为一谈,在范畴上观念不无混乱。在世界上最年青的散文建构理论初期带着草创性,固然可以体谅,不过在阴差阳错地成为中国现代散文的理论基础以后,至今仍然被奉为圭臬,就需要认真分析了。

  也许这种理论成为经典,有周作人当年的权威因素,更多的可能是有特殊的历史语境。五四时期,先驱者面对的是统治了有清一代的文以载道的桐城派,与个性解放可谓迎头相撞,封建道统正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革命对象,这对于强调“人的文学”为宗旨的周作人来说,理所当然地遭到厌弃。桐城派以“义理”“考据”“辞章”为中心的体制和规范的僵化,与追求文体解放的潮流相悖,和旧体诗词一样被当作形式的镣铐无情地加以摒弃就顺理成章了。周作人从被遗忘了几百年的明末公安派找到了经典源头,力主散文应该像公安派“独抒性灵”,以“叙事与抒情”为主的观念就是这样来的。以个人化的情感解放为鹄的,到了语丝派兴盛,在理论上乃成散文家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