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沈从文 文学经典

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话题:“谁使弥尔顿成为经典?”他认为,尽管在弥尔顿之后直至18世纪和浪漫主义时代的几乎每一位重要诗人和批评家都对其经典化作出了贡献,但作家个人“直接战胜传统并使之屈从于己”才是检验其经典性的最高标准。[1]作为经典化路径与方法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写作固然重要,但原创性才是经典化的内在依据。围绕上述话题,不妨进一步追问:在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之外,被经典化的作家是否可能主动参与这一经典化进程?换言之,一个作家既具有明确的经典意识,追求布鲁姆所谓“原创性”或“陌生性”,又主动通过文学批评或文学史写作来确认、推广自我的经典价值,这能否定义为一种“自我经典化”?事实上,尽管布鲁姆并没有明确提出“自我经典化”这一术语,但他从“影响的焦虑”出发,提出了经典的“竞争性”法则:“渴望写出伟大的作品就是渴望置身他处,置身于自己的时空之中,获得一种必然与历史传承和影响的焦虑相结合的原创性。”[2]这种“原创性”与“竞争性”的辩证统一,为我们理解与阐释作家的“自我经典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现代中国文学的“自我经典化”,并非始于沈从文。此前,梁启超、胡适、鲁迅、郁达夫等人的自传写作就具有鲜明的“自我经典化”色彩,《中国新文学大系》编辑出版的原初意图和实际运作情形更体现了一个时代的文学的“自我经典化”总体构想,但恰恰是这一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确立产生深远影响的出版工程,忽略了置身于同一历史时空中的沈从文,这就带给后者多重“影响的焦虑”:他不仅要与中外文学大家一争高下,还要在与同时代作家作品的竞争中确认自己作为经典的价值所在;不仅如此,在政治文化语境急遽变化的1930年代,他对文学商业化、政治化趋向的双重警惕与对文学经典的社会功能、时代价值的诉求,捍卫了“何为经典”“经典何为”的知识立场。就此而言,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具有不容漠视的文学史意义。因此,本文拟从沈从文的小说选本、文学批评、文学教育等活动入手,考察其“自我经典化”的内在理路、策略方法及其成效。

一、小说选本的世界视阈与文学史诉求

作为文学批评的一种重要方式,选本不仅关涉文本的保存和传播,还隐含选家对文学作品的价值评估。鲁迅在《选本》中指出:“评选的本子,影响于后来的文章的力量是不小的,恐怕还远在名家的专集之上。”[3]作为独具慧眼的文学史家,鲁迅看到了选本之于经典建构和作家声誉的重要意义。小说选本在确立小说的价值、地位等方面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小说选本的出版,一方面通过结集整理,作品得以流传,免于散逸;另一方面又通过筛选评估,令入选小说声誉鹊起,进而深刻影响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定位。

小说选本也是沈从文进行“自我经典化”的重要途径,而1935年7月问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就是一个契机。该集由鲁迅选编,收录范围为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之外的所有小说作品。沈从文原本对它满怀期待:“我们很希望有人肯费些精力来用一种公正谨严态度编辑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发展史,给这个新文学运动结一次账。”[4]结果却给了他沉重一击,正如他后来所言:“看看《新文学大系》三厚册小说集即可知道,我已写了六十本书,却故意不要选我的,这也是趣事!”[5]其时,沈从文已写出《边城》这“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6],是名副其实的“京派”主将,并主持着《大公报·文艺副刊》这一国内举足轻重的文艺刊物,《中国新文学大系》作为整理、保存新文学及确立新文学作家经典地位的重要选本,照理不该将其遗漏。

作为回应,1936年5月,沈从文将自己选编的“十年创作纪念集”——《从文小说习作选》交由良友出版。这个精心策划的自选本,对于正处于创作成熟期的沈从文而言,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事实上,早在1934年初,沈从文便已萌发编印自选集之意。就在从北京返回凤凰途中校对《月下小景》之时,他对自己的创作水平有了新的认识:“细细的看,方知道原来我文章写得那么细。这些文章有些方面真是旁人不容易写到的。”[7]他随即又致信张兆和,表达了想要编印选集的强烈意愿:“我想印个选集了,因为我看了一下自己的文章,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方法拒绝。我不骄傲,可是我的选集的印行,却可以使些读者对于我作品取精摘尤得到一个印象。”[8]他在信中罗列了具体篇目,且预备为选集写一篇介绍性的文章,以向读者全方位展示自己的创作实绩。可见,沈从文想要编印自选集绝非一时冲动,而是经过反复考虑之后的结果,也体现了他的高度自信。